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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字研究的极致
—— 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》序
【2018-08-01】

 

古文字研究的极致

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—— 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》序

李学勤    清华大学教授

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《 光明日报 》 2018 8 1 16

赵平安教授的新书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》成稿,要我作一小序,这是我第四次为赵平安教授的论著撰序了。以前有我作序的三部书,按照出版次第,是1993年河北大学出版社的《隶变研究》、2009年商务印书馆的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和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秦西汉印章研究》;而如果依赵平安教授的研究次第来排,后两书的先后应该颠倒过来,以《秦西汉印章研究》接续《隶变研究》之下。这样,大家容易看出,赵平安教授二十多年来研治中国古文字学,是由秦汉文字着手,然后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,趁着大量材料新发现的有利契机,不仅拓宽了秦汉文字研究的范围,随之上溯先秦,直至殷商西周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成果。

在为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作的序言中,为了说明赵平安教授治学途径的优长,我曾引述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的一段话,当时限于篇幅,未及详述。由于这段话是对我一个人讲的,又颇为重要,我想应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说一下。记得那是在1953年,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从马市大街38号迁至王府大街9号今址。一天,我独自处在工作室内,陈先生自门外进来,很严肃地对我说,你们学古文字的方法是不对的,应该先学秦汉文字,然后学春秋战国文字,这么才能去学商代西周的文字。说实话,我那时听了很不理解,甚至还有些反感,因为我自己就是从甲骨文学起的,从而听了这番话只能唯唯而已。过了几十年后,回忆陈梦家先生的这段话,才体会出其间的真知灼见,得到其中蕴含的教益。

中国的古文字源远流长,自上古萌芽,有悠久的历史,经过了殷商、西周、春秋战国,以至秦统一文字,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发展阶段,而我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,就是要根据各个不同阶段古文字的演变规律,辨识文字,说明其在该阶段中具有形、音、义方面怎样的特点。如能自殷商以下都能解说得连续贯通,才是古文字研究的极致。陈梦家先生讲的,由秦汉所谓“今文字”逐段上溯古文字,即是要做到这样的贯通,因此乃是理想的入学门径和研究方法,值得我们后学仔细体味学习,而赵平安教授多年治古文字学,次第实与之暗合。

过去像我自己这样学习古文字的,大多是自学甲骨文开始,这也是有一定必然的缘由的。大家了解,中国古文字学是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,其萌生可早到西汉,到两宋而告大成,在学术界有了基本的地位。宋代正是朝野都对青铜器非常重视的时候,当时的古文字研究最突出的乃是青铜器铭文,即商周金文的辑录考释。这种倾向一直继续到清代,学者们大都是借传统的《说文》之学去释读金文,尤其是西周时期的长篇最受推重。

到清末的公元1899年,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和鉴定,这为古文字学开拓了一个新世界。这一发现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,大大改变了古文字学的面貌,从甲骨文着手研习古文字学,于是蔚然成风。甲骨文是殷商文字,下距秦汉所谓“今文字”可谓遥远。特别是战国时期,《说文》描写为“文字异形”的,长期没有得到必要的研究。这样的情形包括秦代至汉初尚未完全脱去战国文字影响的文字,也是材料散碎稀少,研究不易深入。

然而新的转机终于来了,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牍帛书的重大发现。一系列全新的文物,毫不夸张地说震动了学术界。例如郭店、上博、清华等楚简,睡虎地、岳麓、北大等秦简,马王堆等西汉简帛,先后涌现,多不胜数,这给古文字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,形成了新的潮流。

赵平安教授一贯站在这一潮流的前列,凡读到他的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和这本新书《续集》的读者,都能看到这一点。我于此推荐赵平安教授的新著,并和大家同样期待他有更多更新的著作问世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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